鼎盛时期，美国有三十多所高校向中国学生提供全额无条件奖学金，如今这个数字锐减为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四所大学。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为了寻找最高回报率，竞争参与者以牺牲道德、触犯法则的代价，换取更大利益。中国学生和帮助中国学生的中介机构，都处在这样一场“逐底竞争”中。
　　2012年秋季开学，美国一所“常春藤”大学大[微博]二学生唐哲惊讶地发现，和他一起入学的一位中国留学[微博]生神秘地消失了。
　　这位中国留学生来自中国西北，因为接近满分的SAT成绩、“漂亮得近乎完美”的履历被这所大学录取，他成为家乡的明星，受到当地报纸热烈追捧。
　　然而，在他入学之后，却呈现出与漂亮的履历截然相反的表现：一半以上学科成绩不及格，其中包括作为基础课的数学——而他的履历上写着，他曾是国家级数学竞赛冠军的获得者。“基础数学是一个即使成绩平平的美国学生也能过的学科。”唐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学校随即对他展开了调查。在国家级数学竞赛的网站中，他们找不到他的名字。学校专程派人前往他所在的高中、当地教育局了解情况，但得到的回应均是“不提供成绩”、“不予置评”。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只好打开档案，对他进行了重新面试。
　　最终，这位留学生被“劝退”回中国。
疯涨的分数
　　中国考生的分数远远高于美国考生的平均分。这相当于一个美国人来参加中国高考[微博]，考到了清华[微博]和北大的分数线。
　　即便在美国最顶级的“常春藤”盟校，“中国留学生因造假被退学的情况每年都在发生”。一位美国名校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就在不久前，美国西海岸一所名校一年内“劝退”了7名中国留学生，其中一半“涉嫌申请材料造假”。
　　“50%的中国申请者伪造他们的高中成绩单，10%的中国申请者提交了自己根本没有获得过的奖项和荣誉。”2011年11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难题》的报道，文中援引咨询公司Zinch China的报告称：“随着更多学生前往美国，申请造假的浪潮可能只会恶化。”该报告立即在美国大学招生办中引起轰动。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正是美国主要大学每年年底“提前录取”的截止日期，美国最顶尖大学在中国“提前录取”的人数纷纷出现低潮。
　　然而，在严格保护个人隐私的美国，以及大学“纪律委员会”对于学生处分执行“保密原则”，这些“问题学生”不会像鼻子变长的匹诺曹一样于公众面前现形，他们总是悄悄消失。
　　“被退学”的故事成为一股涌动的暗流。
　　2011年，在美国高校70万国际留学生中，21.8%来自中国，中国留学生是人数最庞大的留学群体。排在中国后面的依次是印度、韩国和加拿大。过去三年间，上述三国在美留学生人数变化已经趋于停滞，中国留学生人数却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攀升。
　　程新是一所常春藤大学中国地区的面试官，也是从该校毕业的最早几届中国学生之一。2005年，程新去香港参加SAT考试时，香港考场的内地考生只有零星几个人。2012年，SAT官方网站“大学公告榜”公布的数据则显示，“96.8%都是大陆考生”。
　　“中国地区申请者本来就数量巨大，这让诚信问题显得更加雪上加霜。”现任加州伯克利大学[微博]招生办主任詹瑞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如今，美国各大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手中都握着一本“招办内参”，全称是《理解来自中国的留学申请——为美国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服务的内部参考》，由美国联邦注册的非营利机构“教育与申请透明组织”对内发布。“招办内参”中详述了可能发生的“一揽子”造假问题。
　　成绩，作为一项考核学生的客观指标已经接近失效。
　　数据显示，中国申请者平均参加SAT各科考试总计6.3次。为了挤进美国名校门坎，许多考生选择重复考试“刷分”，这直接拉高了美国高校在中国录取学生的平均分。近年进入美国部分顶尖大学最终面试的中国学生，平均SAT成绩甚至突破了2300分(满分2400分)。
　　而2012年4月美国高校结束的申请季录取的全体学生中(包括美国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学生均分在2140至2330分之间，斯坦福大学在2040至2330分之间。
　　“中国考生的分数远远高于美国考生的平均分。这相当于一个美国人来参加中国高考，考到了清华和北大的分数线。”程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激烈竞争之下，一些考生开始在申请材料上铤而走险。
　　看不懂的“升旗手”
　　面试官在百度图片输入了“汶川地震”，翻到第六十多页时，连续找到三张新闻照片与女孩给的新闻照片背景一模一样，但里面的“主角”却被“调包”了。
　　“没有一个环节不能伪造，我们每个人都听过用虚假申请材料进入美国名校的成功故事。”一位接受“教育与申请透明组织”调研采访的中国申请者坦承。
　　汤玫捷是哈佛大学中国地区的校友面试官，她2009年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每年回中国招收学生。
　　哈佛的面试官们需要从七八十名进入面试环节的申请者中筛选出七八名录取学生。早年的面试是一对一，近年来，“由于对申请者真实水平越来越谨慎的态度”，变成了二对一。
　　“招生办的官员们一般都是手拿着甜甜圈，喝着咖啡看这些面试报告的，考分只是枯燥的数字，他们更看重学术以外的能力，哪怕是可爱的缺点。”汤玫捷说。
　　但在汤玫捷和她的同事们的面试经历中，她们总会收到各种乏善可陈的课外经历——“模拟联合国”已经过时了，考生们的履历上已经是“模拟政协”、“模拟人大[微博]”，“但当你让他们讲讲这些经历时，他们眼里没有一点光。”
　　汤玫捷自己是继“哈佛女孩”刘亦婷之后，又一个“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哈佛留学生。她曾被提名参加2005届“杰斐逊总统奖”的角逐，并成为当年惟一的亚洲国籍获奖者。
　　2004年，汤玫捷在美国参加了SAT考试，她远没有考满分，但却成为当年惟一被哈佛“提前录取”的中国大陆学生。哈佛看中的，是她在球队和学校演讲、辩论比赛中展现的“全面的素质、学生领袖的能力”。
　　“她是一个新类型的学生，她的案例扩展了她的国家一度狭隘的对于好学生、对于‘成功’的定义。”在《纽约时报杂志》上万字的特稿《新新教育》中，汤玫捷是文中的主角。
　　“如果按唯分数论，我可能都挤不进名校的大门。”汤玫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如今越来越多试图进入哈佛等名校的中国考生显然并未在同一层面上理解“成功”二字。
　　为了迎合美国高校面试官们的喜好，一些考生开始在课外活动、个人荣誉上“做手脚”。
　　一所美国高校的中国面试官曾面试了一位深圳女孩，这个女孩告诉面试官，她在汶川地震期间曾亲自去地震灾区做志愿者，帮助当地受灾群众做了很多事情，还被主流媒体报道过。
　　“一个学生怎么可能在学业期间到地震灾区做这么多事情？”面试官觉得有些奇怪，但女孩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履历都如此让人信服。
　　面试结束，面试官让女孩将主流媒体的报道统统发给他，作为面试报告之用。最后这些报道姗姗来迟，其中不少新闻照片里都出现了这个女孩。“那天也很闲”，面试官在百度图片输入了“汶川地震”，翻到第六十多页时，连续找到三张新闻照片与女孩给的新闻照片背景一模一样，但里面的“主角”却被“调包”了。
　　在“教育与申请透明组织”发布的“招办内参”中，对于中国名目繁多的个人荣誉、奖项做了名词解释，它们成为中国留学生履历作假的“高危名词”，让美国人难辨真伪，比如，“三好学生”、“班长”，最新出现的名词还有“升旗手”。
　　“升旗手负责升降国旗或者校旗，这个职位常常由具备优秀学术能力和课外活动表现的学生担任，它是一个小小的荣誉。”“招办内参”中写道。美国人非常不理解：升旗手也能成为一种荣誉？
　　一些招生官抱怨，每年收到来自同一个学校校长的十几个不同签名，十几个不同邮箱地址，并且有十几个不同的学生都自称为学生会主席，根本无法判断，只能统统放到一边，不加处理。
　　鱼龙混杂的留学中介机构是造假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一些中介提供代写或修改申请文书、夸大、捏造受奖情况、个人陈述等全方位的服务，服务费往往极为昂贵。一家留学中介机构的“美国本科申请全程指导协议”中，将美国高校按排名标价，代理申请服务费从4万元到7万元不等，申请人一旦被录取获得奖学金，该机构还参与奖学金抽成。申请人第一年的全部奖学金的15%都将作为“奖学金服务费”收入中介囊中。
　　无奈之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名校单独调整了对中国地区的助学金政策，鼎盛时期，美国有三十多所高校向中国学生提供全额无条件奖学金，如今这个数字锐减为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四所大学。
　　“让真正的金子发光”
　　个人“造假”现形后的代价表面看上去并不算高，但却对中国申请者的整体声誉带来了严重的打击。
　　几乎每一家留学中介、代考机构的网站上，都能列出他们引以为傲的“成功”案例，并承诺，造假是“非常安全”的。
　　没有确切的数字说明“造假”成功率多高，但“教育和申请透明组织”发布的“招办内参”中承认，即使严阵以待，申请造假识破的难度依然很高，“在通常情况下，涉及造假的材料之间能做到互相呼应和关联，并且学生在面试中引用这些捏造、被过分修饰和夸大的材料，使得‘造假’成为一个难以发现漏洞的、系列的、整体的行为，而限于人力、物力、财力，部分大学没有办法做到逐一核查材料的真实性”。
　　在美国“隐私”政策保护之下，唐哲班里那位“悄悄消失”的中国留学生不会在中国留下“案底”，他依然可以重新参加中国高考，开始全新的大学生涯。
　　个人“造假”现形后的代价表面看上去并不算高，但却对中国申请者的整体声誉带来了打击，危害着每一个中国申请者进入美国大学的机会。
　　唐哲的美国同学告诉他，在美国，他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诚信教育”——抄袭和作弊被学校纪律委员会视为与强奸、吸毒一样恶劣的行为，都要面临停学、退学等严厉处罚。而一些学校在考试中甚至没有“监考老师”，更没有成绩排名，这也养成了他们中大多数人不抄袭的习惯，“考分有那么重要吗？”美国同学的反问让唐哲一时语塞。
　　在政治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现象叫“逐底竞争”，形容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为了寻找最高回报率，竞争参与者以牺牲道德、触犯法则的代价，换取更大利益。中国学生和帮助中国学生的中介机构，都处在这样一场逐底竞争中。香港大学[微博]的巴肯博士在研究中国的著作《模范社会》中分析：“中国的道德是一个社会化的道德，是在别人的注视下形成的，很大程度上来说，‘做什么样的事’比‘做什么样的人’更被重视。对很多人来说，做诚信的人远没有做‘成功’的事来得重要。”
　　为应对“造假”，2012年开始，美国教育考试院紧急推出SAT“新政”，要求考场反复核查考生证件和照片，将照片与大量大学和高中分享以加强身份核查，并开始把SAT成绩单寄回考生高中进行备案。
　　2009年起，布朗大学要求面试时学生携带个人身份证件，并要求面试官当场拍照核对照片。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对策是“群面”，在一个房间里内圈坐面试官，外圈坐申请者，轮番问答交谈，每个申请者都需要获得多个面试官的综合意见。
　　蒙特荷约科女子学院采取“压力考试”的招生考察方法，对于进入终审的学生，招办人员会突然飞到中国把这些学生放进一个房间统一进行英文写作考试，在学生没有太多时间准备的情况下考查真实写作水平。
　　“只有亲自当面考查学生的能力，才能对招到的中国学生放心。”该学院招生官麦克卡弗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一片负面声音之下，一些中国申请者在行动。2011年，北京一群高中生自主成立了一支留学申请DIY小组，他们在网上发布了一封拒绝中介、拒绝造假的“留学公开信”，还制作了视频，告诉招生官们，他们多么痛恨作假，认为这毁坏了中国学生的信誉。
　　然而，面对繁多的草根“倡议”和“保证”，美国大学承认，去逐一相信这样的个案让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没有相应的正规核查流程，个人承诺显得苍白无力。
　　美国教育者已经开始联合行动。“教育与申请透明组织”等教育机构已协同美国一批知名学府，启动“VeriApp申请认证系统”，至今已在美国高校中试运行一年。认证系统将美国高校与中国高中进行数据对接，将中国申请者的信誉记录在所有高校间共享。
　　申请者在这一系统中填报自己的个人情况，并通过数据库搜寻、电话访谈、文件模板比对等方式，核实这些重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最后形成一份反映调查过程和结论的“诚信报告”，提供给学生申请的美国高校。
　　除了提供学生诚信证明和学生信用档案查询之外，报告也包含了针对中国国情和申请者所在地区教育资源背景的介绍。所有的尝试和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让真正的金子发光”。